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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很多人對前幾年央視一部有商務中心影響力的政論片《大國崛起》記憶猶新，沈堅就擔任其中法國篇的顧問，幫助節目組審核台本。
　　而這，對於忙碌的沈堅而言，只能找房子偶爾為之。 “我的分內事第一還是教書，包括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。”沈堅說，他現在每周還是要上10多節課，有時一個下午要上4節課。
　　同時，沈堅還一直承擔著一些大型科研項目的任務。“我的專業方向是法膠原蛋白國史，我參與的項目，基本上都與此有關。”
　　當下，整合負債沈教授正在忙於兩個有關於法國曆史的大課題。
　　“一個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，編纂6捲本的《法國大通史》，我是這套書的主編；另一個是研究法關鍵字行銷國大革命的專門史，這是我們浙江大學史學所的一個重點項目，現在正在整理法國大革命的文獻資料。這個課題，已經進行兩三年了。”
　　對於法國這個國家及其歷史的研究，近年來的確成為了國內思想界的一個熱點，譬如，托克維爾的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這本書，忽然在國內大受追捧。在沈堅看來，背後其實有著特別的原因。
　　“以前，人們總是認為大革命讓法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其實，法國從大革命前很久就開始強化中央集權，而且革命後的很多舉措，從革命前就已經開始做了，有一個延續性。”沈教授說，“法國在歷史上長時間是小農的經濟模式，政治上又採取中央集權，而且是一個革命多發的國度。”
　　此外，法國還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強國，法國文化令全世界敬仰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法國竭力憑藉其文化軟實力，來提高全球影響力，並且將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。
　　“你瞧，法國與中國有很多的相似點，這可遠遠不止美食一項。”沈堅笑道，“因此，研究法國曆史文化對於我們來說，會有很好的借鑒意義。”
　　研究歷史文化多年，近年來，沈堅特別關註表徵史，關註標誌物在人們內心中象徵的演變歷史。
　　“比方說，巴黎聖母院的鐘聲，600多年來一直在敲，但是中世紀的人對於鐘聲的感受，遠比現代人要敏感得多。”沈教授舉例道，“再譬如，我們帶著法國人去看西湖的荷花，他們也會覺得荷花很美，但是他們的感受與我們是不一樣的，因為荷花在中國人內心，有著‘淤泥而不染’等高貴品質的象徵，而法國人不會理解到這一層。”
　　沈堅有一篇文章《三色旗與高盧雄雞——法蘭西國家象徵符號的歷史解讀》，文中介紹——最先是法國的敵人用雄雞這種弱小、易怒、虛榮的動物，來象徵法國，以示侮辱。然而，法國國王卻大度地接受了雄雞的象徵，並賦予其勇敢、勝利、神聖、警惕等內涵，久而久之，雄雞便成為法蘭西的象徵。
　　“歐洲很多國家拿獅、鷹、熊之類強悍的猛獸，來作為國家和民族象徵，法國卻選用了一種不強悍的動物，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，體現出法國人的勇氣與智慧。”沈堅總結道。
　　學者的社會關註
　　記（以下簡稱記）：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門羅而非村上春樹？
　　沈堅（以下簡稱沈）：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，我已經不太關心了。首先，去年莫言已經得過獎了，而諾獎作為平衡的產物，今年絕不可能再頒給中國人了。
　　更進一步看，莫言拿獎回來，真正挑動了什麼？帶來了莫言熱不假，但是真的帶來了文學熱了嗎？好的文學作品真的暢銷了？中國人感到自豪了，國際地位獲得提升了？一年過去了，回頭看看，真正的效應，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小。
　　其實，我過去是一名文學青年，大學里《十月》、《收穫》等文學刊物都是自費訂閱的。可是，你看看如今的時代，你長篇小說寫出來了，誰吃得消坐下來慢慢啃？反正我是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。相反，在當前的社會節奏下麵，微小說熱了起來，是一種大趨勢。
　　記：您是否看過郭敬明的《小時代》，如何看待90後的審美？
　　沈：我沒有看過《小時代》，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，因為這完全不適合我這樣的人。90後我接觸得最多的，也就是微博上一些稀奇古怪的段子和話語方式吧！很多我都看不懂，看懂了覺得有意思的，笑一笑，僅此而已。
　　記：您對“土豪金”、“土豪，我們做朋友吧”怎麼看？“土豪”這個流行詞，折射了當下怎樣的價值觀？
　　沈：“土豪”熱是年輕人的標新立異，它的流行，恰恰源自中國人富有起來之後，在國內外的一些炫富的淺薄舉止，有錢卻沒文化沒素質，給世人以強烈的暴發戶印象。
　　在我看來，這個老詞新用，可以被看做是中國人的一種自嘲，看似仰慕，實則是針砭一種物欲橫流的時弊。在普通人眼裡，“土豪”是在罵那些暴發戶，會覺得罵得痛快、過癮。這可能是“土豪”如此風靡的內在動因。
　　記：從國慶長假大堵，請您談談對長假安排的看法；從杭州、餘姚大雨變水城，談談對“看不見的城市”中的軟肋問題的看法。
　　沈：其實在度假的時期，外國也會很擁擠。
　　譬如在7月份法國人集中外出享受帶薪假期時，法國大城市周邊的高速公路，一樣會堵成一鍋粥，也會發生車上的人憋不住下車小便的事。因此，我們無需對長假期間高速免費時的擁堵大驚小怪。而且，我們的長假不是多了，而是太少了，如果五一恢復長假，相信擁擠的程度會有所改善。
　　不過，無論是擁堵還是“水城”，中國政府部門的規劃缺乏前瞻性，的確是關鍵癥結所在。
　　以巴黎為例，巴黎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，全面翻修了全市的下水道系統，非常完善，還可以讓人參觀。不過，在這次翻修之前，巴黎的下水道就很靠譜了。雨果在《悲慘世界》里描寫1832年巴黎起義中，就有一個情節——起義失敗後，冉阿讓背著重傷昏迷的馬呂斯，從下水道逃了出來，救了後者一命。下水管道粗到可以讓兩個大男人通過，可見其排水性能有多好。
　　我的兒子在澳大利亞留學，學的交通規劃。他說，在澳洲造公交車站，要先進行嚴謹的流量統計，收集完備的數據，建模之後，作為決策的依據。可是在中國，很多重要的市政規劃都是領導拍腦袋決策，缺乏科學、嚴謹的決策流程。比如，杭州的地鐵一號線，不是從人口最稠密的城東到城西開始建，這是為什麼？
　　如果說擁堵和大水帶給我們什麼教訓，我覺得，要想治本，就是要提高規劃與決策的科學性。
　　記：國學大師梁漱溟曾經在著作中提出那句著名問句：“這個世界會好嗎”，您如何回答？
　　沈：我覺得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好。中國人普遍擁有對未來樂觀的心態，當然你可以說這是被魯迅先生痛批的阿Q精神，是“精神勝利法”。不過，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自我排遣、自我保護的機制。難道說，樂觀一點不好，一天到晚唉聲嘆氣更好？
　　在課堂上，我總是對學生們說，無論問題有多大，永遠不要放棄希望。
　　他·著述
　　《近代法國工業化新論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；1999年）
　　《當代法國》（貴州人民出版社；2000年）
　　《文明的歷程》（浙江大學出版社；2006年）
　　他·在讀
　　《過節的日子》（[法]雅克琳娜·拉魯埃特）
　　該書梳理了法國近現代國定假日的由來、發展、對社會生活的影響，以及圍繞著這些國定假日展開的政治鬥爭和社會事件。
　　《論柏拉圖的會飲》（[美]列奧·施特勞斯）
　　這是列奧·施特勞斯在課堂上的講稿，主要解讀希腊哲學家柏拉圖的經典《會飲》，列奧·施特勞斯讀出的深刻的政治哲學意味，讓人信服。
　　《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》（[英]安東尼·阿巴拉斯特）
　　這是一部研究西方自由主義的力作，對自由的概念有深刻的解析，也梳理了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歷史，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合理因素與局限。
　　沈堅
　　“當代外國人文學術譯叢”學術委員，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導師。研究方向為：法國近現代史、中法關係史、世界文明史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諾獎的效應比想象中的要小沒多少人願意坐下來讀長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