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對前幾年央視一部有商務中心影響力的政論片《大國崛起》記憶猶新,沈堅就擔任其中法國篇的顧問,幫助節目組審核台本。
  而這,對於忙碌的沈堅而言,只能找房子偶爾為之。 “我的分內事第一還是教書,包括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。”沈堅說,他現在每周還是要上10多節課,有時一個下午要上4節課。
  同時,沈堅還一直承擔著一些大型科研項目的任務。“我的專業方向是法膠原蛋白國史,我參與的項目,基本上都與此有關。”
  當下,整合負債沈教授正在忙於兩個有關於法國曆史的大課題。
  “一個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,編纂6捲本的《法國大通史》,我是這套書的主編;另一個是研究法關鍵字行銷國大革命的專門史,這是我們浙江大學史學所的一個重點項目,現在正在整理法國大革命的文獻資料。這個課題,已經進行兩三年了。”
  對於法國這個國家及其歷史的研究,近年來的確成為了國內思想界的一個熱點,譬如,托克維爾的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這本書,忽然在國內大受追捧。在沈堅看來,背後其實有著特別的原因。
  “以前,人們總是認為大革命讓法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其實,法國從大革命前很久就開始強化中央集權,而且革命後的很多舉措,從革命前就已經開始做了,有一個延續性。”沈教授說,“法國在歷史上長時間是小農的經濟模式,政治上又採取中央集權,而且是一個革命多發的國度。”
  此外,法國還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強國,法國文化令全世界敬仰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法國竭力憑藉其文化軟實力,來提高全球影響力,並且將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。
  “你瞧,法國與中國有很多的相似點,這可遠遠不止美食一項。”沈堅笑道,“因此,研究法國曆史文化對於我們來說,會有很好的借鑒意義。”
  研究歷史文化多年,近年來,沈堅特別關註表徵史,關註標誌物在人們內心中象徵的演變歷史。
  “比方說,巴黎聖母院的鐘聲,600多年來一直在敲,但是中世紀的人對於鐘聲的感受,遠比現代人要敏感得多。”沈教授舉例道,“再譬如,我們帶著法國人去看西湖的荷花,他們也會覺得荷花很美,但是他們的感受與我們是不一樣的,因為荷花在中國人內心,有著‘淤泥而不染’等高貴品質的象徵,而法國人不會理解到這一層。”
  沈堅有一篇文章《三色旗與高盧雄雞——法蘭西國家象徵符號的歷史解讀》,文中介紹——最先是法國的敵人用雄雞這種弱小、易怒、虛榮的動物,來象徵法國,以示侮辱。然而,法國國王卻大度地接受了雄雞的象徵,並賦予其勇敢、勝利、神聖、警惕等內涵,久而久之,雄雞便成為法蘭西的象徵。
  “歐洲很多國家拿獅、鷹、熊之類強悍的猛獸,來作為國家和民族象徵,法國卻選用了一種不強悍的動物,這恰恰從另一個角度,體現出法國人的勇氣與智慧。”沈堅總結道。
  學者的社會關註
  記(以下簡稱記):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門羅而非村上春樹?
  沈堅(以下簡稱沈):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,我已經不太關心了。首先,去年莫言已經得過獎了,而諾獎作為平衡的產物,今年絕不可能再頒給中國人了。
  更進一步看,莫言拿獎回來,真正挑動了什麼?帶來了莫言熱不假,但是真的帶來了文學熱了嗎?好的文學作品真的暢銷了?中國人感到自豪了,國際地位獲得提升了?一年過去了,回頭看看,真正的效應,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小。
  其實,我過去是一名文學青年,大學里《十月》、《收穫》等文學刊物都是自費訂閱的。可是,你看看如今的時代,你長篇小說寫出來了,誰吃得消坐下來慢慢啃?反正我是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。相反,在當前的社會節奏下麵,微小說熱了起來,是一種大趨勢。
  記:您是否看過郭敬明的《小時代》,如何看待90後的審美?
  沈:我沒有看過《小時代》,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,因為這完全不適合我這樣的人。90後我接觸得最多的,也就是微博上一些稀奇古怪的段子和話語方式吧!很多我都看不懂,看懂了覺得有意思的,笑一笑,僅此而已。
  記:您對“土豪金”、“土豪,我們做朋友吧”怎麼看?“土豪”這個流行詞,折射了當下怎樣的價值觀?
  沈:“土豪”熱是年輕人的標新立異,它的流行,恰恰源自中國人富有起來之後,在國內外的一些炫富的淺薄舉止,有錢卻沒文化沒素質,給世人以強烈的暴發戶印象。
  在我看來,這個老詞新用,可以被看做是中國人的一種自嘲,看似仰慕,實則是針砭一種物欲橫流的時弊。在普通人眼裡,“土豪”是在罵那些暴發戶,會覺得罵得痛快、過癮。這可能是“土豪”如此風靡的內在動因。
  記:從國慶長假大堵,請您談談對長假安排的看法;從杭州、餘姚大雨變水城,談談對“看不見的城市”中的軟肋問題的看法。
  沈:其實在度假的時期,外國也會很擁擠。
  譬如在7月份法國人集中外出享受帶薪假期時,法國大城市周邊的高速公路,一樣會堵成一鍋粥,也會發生車上的人憋不住下車小便的事。因此,我們無需對長假期間高速免費時的擁堵大驚小怪。而且,我們的長假不是多了,而是太少了,如果五一恢復長假,相信擁擠的程度會有所改善。
  不過,無論是擁堵還是“水城”,中國政府部門的規劃缺乏前瞻性,的確是關鍵癥結所在。
  以巴黎為例,巴黎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,全面翻修了全市的下水道系統,非常完善,還可以讓人參觀。不過,在這次翻修之前,巴黎的下水道就很靠譜了。雨果在《悲慘世界》里描寫1832年巴黎起義中,就有一個情節——起義失敗後,冉阿讓背著重傷昏迷的馬呂斯,從下水道逃了出來,救了後者一命。下水管道粗到可以讓兩個大男人通過,可見其排水性能有多好。
  我的兒子在澳大利亞留學,學的交通規劃。他說,在澳洲造公交車站,要先進行嚴謹的流量統計,收集完備的數據,建模之後,作為決策的依據。可是在中國,很多重要的市政規劃都是領導拍腦袋決策,缺乏科學、嚴謹的決策流程。比如,杭州的地鐵一號線,不是從人口最稠密的城東到城西開始建,這是為什麼?
  如果說擁堵和大水帶給我們什麼教訓,我覺得,要想治本,就是要提高規劃與決策的科學性。
  記:國學大師梁漱溟曾經在著作中提出那句著名問句:“這個世界會好嗎”,您如何回答?
  沈:我覺得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好。中國人普遍擁有對未來樂觀的心態,當然你可以說這是被魯迅先生痛批的阿Q精神,是“精神勝利法”。不過,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自我排遣、自我保護的機制。難道說,樂觀一點不好,一天到晚唉聲嘆氣更好?
  在課堂上,我總是對學生們說,無論問題有多大,永遠不要放棄希望。
  他·著述
  《近代法國工業化新論》(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;1999年)
  《當代法國》(貴州人民出版社;2000年)
  《文明的歷程》(浙江大學出版社;2006年)
  他·在讀
  《過節的日子》([法]雅克琳娜·拉魯埃特)
  該書梳理了法國近現代國定假日的由來、發展、對社會生活的影響,以及圍繞著這些國定假日展開的政治鬥爭和社會事件。
  《論柏拉圖的會飲》([美]列奧·施特勞斯)
  這是列奧·施特勞斯在課堂上的講稿,主要解讀希腊哲學家柏拉圖的經典《會飲》,列奧·施特勞斯讀出的深刻的政治哲學意味,讓人信服。
  《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》([英]安東尼·阿巴拉斯特)
  這是一部研究西方自由主義的力作,對自由的概念有深刻的解析,也梳理了自由主義理論的發展歷史,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合理因素與局限。
  沈堅
  “當代外國人文學術譯叢”學術委員,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,博士生導師。研究方向為:法國近現代史、中法關係史、世界文明史。
  (原標題:諾獎的效應比想象中的要小沒多少人願意坐下來讀長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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